我叫沈砚，今年三十八岁。
认识我的人都喊我沈总，或者老沈。我在城北建材市场有一家铺面，后来做大了，搬到开发区，三层楼的展厅，后面带一个五千平的仓库。**三个省的瓷砖和卫浴品牌，手下管着百来号人。生意场上提起老沈，都知道这个人话不多，但办事靠谱，说一不二。
没有人知道我是女人。
这件事说起来很长。打小我就跟别的姑娘不一样。别的小姑娘抱着洋娃娃过家家，我在院子里拿树枝当剑耍。别的小姑娘扎辫子穿花裙，我求我妈带我去理发店推了个平头，回来被院子里的小孩喊了一个暑假的“假小子”。我妈愁得不行，带我去市里的大医院看，挂了专家号。那专家是个头发花白的老**，问了我很多问题，又让我画了幅画，做了些测试，最后把我支出去，关起门来跟我妈谈了很久。
回去的路上我妈一句话没说，眼睛红红的。到家以后她把我叫到跟前，说砚砚，医生说你没毛病，天生的，不是你的错。以后你想怎么穿就怎么穿，妈不逼你。
那年我九岁。九岁的我听不懂“天生的”三个字背后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我妈不逼我穿裙子了，高兴得一蹦三尺高。
后来慢慢长大了，我才渐渐明白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到底在哪里。初中的时候班上的女生开始偷偷讨论哪个男生好看，把言情小说藏在课本底下看，看到男女主角接吻的段落就脸红尖叫。我坐在旁边，觉得她们像在说另一个世界的事情。那种感觉不是厌恶，也不是排斥，而是一种彻底的隔阂——就好像所有人都在讨论一种你尝不到的味道，你看着她们眉飞色舞地描述，心里知道那东西确实存在，但它跟你没有关系。
高中有一个男生追过我。隔壁班的，长得白净，打篮球，笑起来有两颗虎牙。他给我写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情书，塞在我课桌里，用那种带香味的信纸折成心形。我每一封都打开看了，看完又原样折好放回去。不是不动心，是不知道该怎么动心。他的字写得很好看，文笔也不错，有一句我到现在还记得——“沈砚，你站在走廊上的时候，风把你的短发吹起来，我觉得整个操场都亮了。”
我当时把那张信纸看了三遍，心里涌上来的不是悸动，而是一种很难形容的难过。不是为他难过，是为我自己。因为我隐约意识到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像他看我那样去看一个人。
后来我把那些信装在一个铁盒子里，让我妈还给了他。我妈什么也没问，第二天就把铁盒子送到了学校门口。那个男生后来考去了北方的大学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。
我妈是肝癌走的，从查出来到走，前后不到四个月。那年我二十岁，刚在建材市场盘下一个二十平米的铺面，卖瓷砖。白天在店里搬货、谈客户、算账，晚上去医院陪床。我妈躺在病床上，瘦得脱了相，手背上全是针眼。她最后那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，清醒的时候就看着我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，像是要把我以后几十年的样子都看够。
临走那天下午她精神忽然好了一阵，撑着坐起来，让我把窗户打开。秋天的阳光照进来，落在她手背上。她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手，然后抬头看我。
“砚砚，妈不逼你结婚，也不逼你改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，“但你这辈子得有个伴。不是男人也行，不是那种关系的也行，但得有个人。不然你老了，病了，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。妈闭不上眼。”
我握着她的手，手心贴手背，她瘦得只剩下骨头。我说：“好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没有再说话。当天夜里走的。
办完丧事的那段时间，我一个人待在老家那套五十平的房子里，白天去店里，晚上回来对着四面墙。墙上有我妈贴的年画，是一对抱鲤鱼的大胖娃娃，边角已经泛黄卷边了。我以前嫌那画土，让她摘了她不摘，说喜庆。现在没人摘了。
那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个冬天。不是因为日子苦——我从十八岁出来做事，什么苦都吃过。是那种安静。晚上关了店门回到家里，打开灯，屋子里的安静是有重量的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