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让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，是在他妻子去世后的**十七天。
那天下午下着雨，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手里捏着那张已经被翻皱了的死亡证明。电视开着，但没有声音，荧幕上的光影像水一样流过空荡荡的房间。他听见有人在敲门，声音不大，却很有耐心，每隔几秒钟敲三下，不急不缓。
他去开门的时候，以为是楼下物业来催物业费，或者是哪个邻居来借东西。门打开，雨气扑面而来，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三十五六岁的模样，穿着深灰色的风衣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侧。她没有打伞，雨水顺着她的下巴往下滴，但她整个人看起来并不狼狈，甚至带着一种奇异的从容，好像她本来就该站在雨里。
“陈让？”她问。
他说是。
“我叫苏晚。”她说，“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。关于你妻子的。”
他请她进了门。事实上，他甚至没有犹豫。四十七天来，他一直在等一个人来告诉他些什么。葬礼之后，亲友们陆续散去，手机渐渐安静，冰箱里的食物开始腐烂，生活像一个被抽走了主心骨的旋涡，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陷。他在那个旋涡的中心坐了很久，等着有人伸出手来拉他一把，或者告诉他这一切只是一场梦。没有人来。所以当苏晚出现的时候，他没有问她要证明什么，也没有问她是谁，他甚至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个骗局。他只想听到任何一个关于宋棠的句子，新的句子，不是他脑子里已经翻来覆去咀嚼了一千遍的那些。
苏晚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，风衣湿透了，她也没有要脱下来的意思。她把手伸进风衣内侧的口袋里，摸出一个信封，放在茶几上，推到陈让面前。信封没有封口，他抽出来一看，是几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男人，四十多岁，穿着白大褂，站在一间像是实验室或者库房的房间里，周围是密密麻麻的货架，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型号的玻璃瓶。照片拍得很清晰，甚至能看清男人白大褂左胸口袋里插着的笔帽的颜色。
“你认识这个人吗？”苏晚问。
陈让盯着照片看了很久，摇摇头。
“他叫顾深。”苏晚说，“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。三年前，你的妻子宋棠在这家公司做过半年的临床试验志愿者。”
陈让的手指微微收紧。他知道宋棠生前的最后两年身体不好，查不出病因的疲劳，关节疼，偶尔低烧。她看过很多医生，做过无数检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药，但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。他记得她说过要参加一个什么试验，当时他反对过，他说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别乱吃，她说不是药，是一种新的检测方法，抽点血而已。他后来没有再追问，因为他那时候太忙了，项目赶工期，天天加班到深夜，回家的时候她已经睡了，他出门的时候她还没醒。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像两条平行线，偶尔在周末短暂地交汇一下，说几句关于水电费或者换灯泡的话。
“她参加完那个试验之后，身体更差了。”苏晚说。
陈让猛地抬起头。他想起宋棠最后那半年，从偶尔的疲劳变成了持续的虚弱，从可以自己开车变成了需要他接送，从还能坚持去菜市场买菜变成了连下楼都困难。他想起来，有一天晚上她发高烧到四十度，他送她去急诊，医生查不出原因，给开了退烧药和抗生素，打了点滴烧退了，第二天又烧起来。那样的日子反复了很多次。他一直以为那是她的病本身在恶化，从来没有想过可能是别的原因。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他的声音有些哑。
“我想说，你妻子的死，可能不是因为疾病，而是因为一场被包装成临床试验的非法人体实验。”苏晚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，像是在陈述一个天气情况，但陈让注意到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颤抖着。
“你怎么知道这些？”陈让问。
苏晚沉默了几秒钟。窗外的雨大了一些，打在玻璃上噼噼啪啪地响。她说：“因为我也参加过那个试验。也因为，我在那家公司工作过。”
陈让后来回想起来，那个下午的对话中，苏晚告诉他的事情里有太多的细节，多到一个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