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生在电话里的嗓音很冷："病人拖延治疗这么久，目前已经是尿毒症末期。"

我坐在广州的办公室里，手指在办公桌上敲出了一个节奏。

电话那端继续说："需要尽快做血液透析，同时登记****名单。"

我挂了电话，看着窗外珠江的景色，脑子却是一片空白。

护士在后续电话里提了一句不该提的话："你父亲这个身体状况，其实早两年体检就该发现问题。"

我这才意识到一件事——这些年母亲的所有体检都是何雨欣帮忙安排的。

何雨欣是我前妻，在中医院做血液透析科的主任。

我们因为一场家宴彻底闹翻，那是八年前父亲的六十岁生日宴。

在天河区那家豪华酒楼的包间里，我在大概五十多个亲戚面前，扇了她两个耳光。

原因是她拒绝给我弟弟敬酒。

我叫杨琛，在增城开了个房地产销售公司。

何雨欣是医生，我们结婚十一年，却分开了八年。

分开从那个生日宴开始。

我父亲那天很兴奋，因为我弟弟杨琛浩被提拔为某局的处长。

父亲举起酒杯，用那种父权十足的嗓音说："雨欣啊，琛浩以后在政界能帮你哥不少忙，你敬个酒吧。"

何雨欣坐着没动，平静地说："我不喝酒，还有我在医院做的是医学工作，**人脉对我没用。"

父亲的脸瞬间变红了。

我当时被羞耻感淹没，站起来就拽她的手臂，她挣脱的时候打翻了一盘鱼翅。
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的手掌按照本能的节奏，在她脸上落下了两道清晰的声音。

包间里的谈笑声戛然而止。

何雨欣摸了摸脸，没有哭也没有尖叫，只是拿起包走了出去。

她在门口停留了三秒，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我，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

之后的八年，她再也没有进过我父母的家。

我们保持着诡异的婚姻状态：住在不同的房子里，每个月见两次面，一次是交孩子的抚养费，一次是商量儿子杨晨的教育问题。

她从不提那两个耳光，好像那件事从未发生过。

我以为她的沉默就是最大的惩罚，用八年的冷漠来提醒我那个包间里有多荒唐。

直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