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死在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，晚上八点十二分。
一辆白色轿车从非机动车道冲过来的时候，我正低头看手机。屏幕上是一张打了马赛克但轮廓依然能认出来的照片——我家小区门口，我穿着运动内衣和瑜伽裤，手里拎着刚到的轻食外卖。配文只有四个字：“找到了哦。”评论区的狂欢像秃鹫分食**，最热门的一条说：“拳师母狗，看你往哪躲。”
然后是一声巨响。然后是天旋地转。然后是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远。
我最后看见的画面是手机屏幕碎裂之前弹出来的最后一条私信，来自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，语气温柔得像在哄小孩：“宝宝别怕，姐姐只是想让更多人看清你这种人的嘴脸。”
我死了。
再睁开眼的时候，我看见了自家出租屋天花板上那道熟悉的裂纹。从左上角延伸到灯座旁边，像一条干涸的河流，搬进来第一天我就盯着它看了很久。当时房东说这房子采光好，就是年头久了点，裂缝不影响居住。我躺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，空调外机嗡嗡作响，窗外是南方城市十月末依然闷热的午后。
手机压在枕头底下，屏幕亮着。我拿起来看了一眼日期——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，星期六，下午两点十四分。
距离那条引爆一切的笔记发布，还有三天。
我坐起来的时候手是抖的。不是害怕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静，就像大冬天被人从暖和的被窝里一把拽出来扔进雪地，皮肤接触到冷空气的瞬间反而觉得烫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指甲嵌进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印子，痛感真实得不容置疑。
我的手机里，某红色社交平台的消息通知已经累积到了九十九加。上一条视频是昨天发的，标题叫“法学研二女生的减脂日常DAY30”，内容是我在宿舍楼下的空地跳绳，跳了两千个，然后对着镜头喘着气说今天的饮食安排。评论区还算正常，有人在问跳绳会不会粗小腿，有人说姐姐好自律，也有人发那个加油的表情。点赞最高的是一条：“看了姐姐的视频决定明天开始运动！”
十月二十一日。这个时间点，那条后来被转发三万多、评论过万、把我钉在“服美役爱男女雌竞入脑”耻辱柱上的长笔记，还没有出现。
我清楚地记得它是怎么开始的。十月二十四日晚上，一个拥有十五万粉丝的博主发布了一篇笔记，标题叫做《警惕！那些打着“自律”旗号的服美役陷阱》。文章以我为案例，截图了我的三十期减脂视频，逐帧分析我的身材、穿着、语言甚至微表情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我这种“法学女研究生减脂博主”，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完美合谋者。我追求的所谓“健康美”，本质上是内化的男性凝视。我在视频里说的每一句“今天吃了什么体重掉了多少”，都是在向观看的女性传递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。
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漂亮。逻辑严密，理论扎实，引用了波伏娃、福柯和上野千鹤子，甚至还贴了几篇社会学的参考文献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是那个被分析的对象，我甚至可能会给她点个赞。
但它漂亮的外壳底下包裹着的东西是——我的真实姓名、我的学校、我的专业、我的籍贯，以及一个暗示性的结论：一个学法律的女生，本该是女性觉醒的先锋，却自愿充当了规训同性的工具。这才是最可恶的，这才是需要被“纠正”的。
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坐在图书馆里，手机像被塞进了一窝马蜂，嗡嗡嗡**个不停。最开始是评论区的谩骂，然后是私信，再然后是有人扒出了我的微博、我的朋友圈、我两年前参加模拟法庭比赛的照片。我删掉了所有社交平台的内容，关掉了私信，但那篇笔记的传播速度已经不受控制了。我的同班同学转发了它，配文是“我们学院居然出了这种人”。我的导师委婉地发消息问我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。我的父母在老家接到了陌生电话，对方详细地报出了我从小到大的履历，问他们“知不知道你们女儿在网上做什么”。
然后是线下。有人来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