楔子
民政局门口的风很大，吹得我手里的红色小本子哗哗作响。
我和周叙白并排站着，像两个刚办完业务的陌生人，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线，不远不近，恰好是一臂的距离。他穿着深灰色的大衣，围着一条黑色的围巾，围巾是我去年冬天送他的，羊绒的，花了我小半个月的工资。他收下的时候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就再也没有戴过。今天倒是戴了。
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。
也许是因为今天过后，他就再也不用面对我了。
“走吧，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像是在跟一个普通同事告别，“我送你回去。”
“不用了，”我说，“我自己打车。”
他没有坚持，点了点头，转身朝停车场走去。走了几步，忽然停下来，像是在犹豫什么。风把他围巾的一角吹起来，在空中飘了一下，又落下去。
“姜晚，”他回过头来看我，“以后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然后他走了。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，大衣的下摆在风中微微扬起，步伐不急不慢，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。
周叙白走路永远是那个节奏，不紧不慢，像是什么事情都急不来，也像是什么事情都不值得他急。我一度很讨厌他这种走路的方式，觉得他不够热情，不够在意，不够像我期待的那样——迫不及待地奔向我。
现在我才明白，他不是不急，他只是把所有的急切都藏在了心里，藏得太深，深到连他自己都快找不到了。
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小红本，封面上烫金的“离婚证”三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七年婚姻，到此为止。
我走到路边，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。车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透过车窗看到周叙白的车从停车场驶出来，黑色的SUV，低调的车型，在这个城市的车流里毫不起眼。他没有往我这边看，汇入车流，很快就消失了。
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，我说了一个地址，不是我们的家，是我婚前自己买的那套小公寓。房子不大，六十多平，在城东一个老小区里，房租一直由中介打理，我已经很久没去过了。
车子开动，窗外的风景一帧一帧地后退。这座城市我来来回回生活了十几年，每条街道都熟悉，但此刻看起来却觉得很陌生。也许不是因为城市变了，而是因为从今天起，这座城市的定义变了。它不再是我和周叙白的城市，它只是我的城市。
一个人的城市。
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周叙白发来的消息，很简短，像他这个人一样：“家里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来拿，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出去。”
我看了那条消息很久，打了几个字又删掉，反复了好几次，最后只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消息发出去，显示已读。
他没有再回复。
出租车在一个红灯路口停下来，旁边是一辆公交车，公交车的电子屏上滚动着日期——2024年3月12日。
三月十二日。
七年前的今天，也是三月十二日，我和周叙白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民政局，领了另一个红色的小本子。
那天也刮风，但不是冬天的冷风，是春天的暖风，吹在脸上软绵绵的，带着一点点花香。他穿着白衬衫，我穿着白裙子，他笨手笨脚地帮我拉车门，手碰到了我的手，两个人都红了脸。
领完证出来，他站在民政局门口，阳光落在他身上，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笑了一下。
那是他第一次对我那样笑。不是礼貌的微笑，不是社交场合的客套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、带着一点羞涩和很多欢喜的笑。那个笑容干净得像一杯白开水，没有杂质，没有目的，只是单纯地因为开心而笑。
我那时候觉得，这个笑容我能记一辈子。
我真的记了一辈子。
只是没想到，这个一辈子，比我想象的要短得多。
第一章 算计成婚穷途末路
我和周叙白的婚姻，始于一场精心设计的算计。
这话说出来不好听，但它是事实。
嫁给他之前，我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概括——穷途末路。
我爸在我大二那年因为****被判了七年，家里的房子、存款、车子全部被没收，我妈一夜之间白了头，身体也垮了，三天两头往医院跑。我那时候二十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