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回村的第一天，有人当着我的面说：
"这个老头，怕是在**混不下去了，听说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，这么多年，算是白去了。"
说这话的是刘老板的儿子刘志强，在镇上做房地产，三十多岁，西装，皮鞋，开着辆好车，说话声音大，习惯了被人让着。
我站在村口，听见了，没有说话。
他也没有看我，就是跟旁边的人说，说完，笑了笑，上车走了。
车开走了，扬起一点尘，落在我脚边。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那辆车消失在村口，想了一下，继续走。
这种话，我在纽约也听过，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，听了，不用回应，做自己的事就好。
旁边有几个老人，见了我，有点不自在，其中一个是我老邻居陈叔，他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用广东话说：
"梁伯，你回来了，莫理那些人。"
我点点头，说：
"唔紧要。"
没关系。
广东话，我说了六十七年，这辈子，说得最顺，最自然。
普通话，我在纽约学过，能说，但说得慢，有口音，在纽约唐人街，大家说广东话，说普通话的机会不多，慢慢就生疏了。
这不是我的错，但在这个村里，成了别人说嘴的把柄。
我提着行李，走进村子。
村子还是老样子，那条青石板路，小时候我每天走，现在走着，脚踩上去的感觉，还是熟悉的，石板之间的缝隙，哪里宽哪里窄，我都记得。
三十年，这条路没变，变的是走在上面的人。
我知道，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，我来之前，就想好了怎么处理。
这趟回来，不只是回来住的。
有些事，要办。

我叫梁国辉，六十七岁，广东台山人，村里人叫我梁伯。
1988年，我三十岁，跟着台山第一批出国的人，到了纽约。
那时候去纽约，落脚的地方是曼哈顿唐人街，那一片，广东人多，台山人更多，走在街上，能听见家乡话，闻得到肠粉的味道，初来乍到，有种奇怪的熟悉感。
我在一个老乡的洗衣店帮工，学了两年，把这门手艺摸透了，然后租了个门面，自己开了一家，叫"梁记洗衣"。
洗衣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生意，但稳，每天送来的衣服洗干净、熨平整、按时交还，就这么简单，三十年，就靠这个简单的事，我把三个孩子养大了。
大儿子在纽约，做餐馆的；二女儿嫁到了波士顿；小儿子梁志远，在硅谷，做技术，是工程师，我不太懂他做什么，但听说做得不错。
我从不在人前提这些。
不是没有值得说的，是觉得没必要说，孩子是孩子，我是我，他们过得好，是他们自己努力来的，不是我的脸面。
老伴阿珍三年前走了，走得快，心脏的事，走之前没受什么苦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她走了之后，店里的事，我一个人撑着，撑了两年，撑不太住了，才决定把店盘出去，回老家。
老家这边，还有一个弟弟梁国安，比我小五岁，一直在村里，照着我们家的老宅，这些年，偶尔有些事，也是他帮着料理。
我回来，不只是养老。
我走之前，弟弟给我发了条消息，说村里有人想占我们家老宅旁边那块空地，说我们家没人住，那块地荒着可惜，想用来盖房子。
那块空地，是我们父亲留下来的，地契在我手里，从没有过户给任何人。
我收到这条消息，订了机票，回来了。

想占那块地的，是本家的一个远亲，叫梁德发，比我小十岁，在村里算是有点势力的人，手里有几块地，做点小生意，在村里说话有人听。
他的逻辑是：那块空地，梁伯在**，几十年没回来，也不知道还回不回来，空着可惜，他想盖个小仓库，说好了以后梁伯回来，他让地。
我弟弟梁国安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，说：
"哥，德发那边一直在说，说你年纪大了，可能不会回来了，那块地空着，村里说要统一规划……"
"国安，"我打断他，"那块地的地契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"
"在你手里。"
"嗯，"我说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