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程砚白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是在小学三年级的美术课上。
那天的任务是画“我的家”。同学们纷纷拿出水彩笔，红的墙、黄的瓦、绿的树、蓝的天，画面热闹得像过年。程砚白也画了，但他的画纸上是灰色的。灰色的楼、灰色的路、灰色的天空，连画在窗户后面的三个人影都是灰色的。
美术老师姓方，年轻，刚从师范学院毕业，看到程砚白的画时愣了一下，然后蹲下来问他：“砚白，你为什么不用彩色笔呀？”
程砚白抬起头，认真地说：“我看到的家就是灰色的。”
方老师没再问，只是摸了摸他的头，在画纸背面写了一个“优”。
那天放学回家，程砚白走在县城的街道上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路过一家五金店，店主正在门口用砂纸打磨一根铁管，刺耳的声音让他皱了一下眉。他路过一个菜市场，地上有烂菜叶和污水，空气里混杂着鱼腥味和卤料香。他路过一家游戏厅，里面传来嘈杂的电子音和小孩的尖叫。
这些声音、颜色和气味涌进他的感官，像潮水一样，别人觉得稀松平常，他却觉得每一件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某种印记。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感觉，只是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和别人频率不同的世界里。
程砚白的家在县城北边一条巷子的尽头，一栋两层的老房子，外墙的水泥已经剥落了一**，露出里面红砖。一楼是父亲修自行车的铺面，二楼是两间卧室，他和父母挤在一间，另一间堆满了杂物。
父亲程国栋年轻时在县运输公司开货车，后来公司倒闭，他就在家里开了这间修车铺。手艺是跟人学的，不精，但收费便宜，街坊邻居的自行车坏了都来找他。母亲周兰在街口的早餐店帮工，每天早上四点就出门，和面、擀皮、包包子，忙到上午十点才能歇一口气。
程砚白是独生子。他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已经四十二岁了。老来得子，按理说应该欢喜，但程国栋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欢喜也不会表达。他给儿子取名叫“砚白”，是翻了三天字典翻出来的。“砚”是墨砚，“白”是明白，他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读书识字，活得明明白白。
程砚白小时候不太爱说话。别的小孩追着打闹的时候，他喜欢一个人蹲在巷口的石阶上看蚂蚁搬家，一看就是一个下午。上学之后，他也不太合群，下课了就坐在座位上看书，看的不是连环画，而是父亲从废品站论斤买回来的一摞旧杂志——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故事会》，翻来覆去地看，看到封面都卷了边。
老师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。语文老师觉得他作文写得好，句子有一种跟年龄不符的沉静和准确。数学老师觉得他太闷了，上课从不举手，被点名回答问题也总是慢吞吞地站起来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
成绩不上不下，性格不冷不热，程砚白在班上是一个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人。毕业照里，他站在最后一排最右边，半张脸被前面同学的肩膀挡住了，如果不仔细看，都不知道那位置上有一个人。
但程砚白自己知道，他有一件在意的事。
二
他在意的是声音。
准确地说，是声音里那些别人听不到的东西。
县城有一家老电影院，九十年代建的，后来生意不好，改成了录像厅，再后来连录像厅都开不下去了，就彻底关了门。但电影院门口有一个报刊亭，是程砚白每天放学必去的地方。报刊亭的老板姓钟，是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，脾气不好，但对程砚白还算客气，因为他每个月都会来买一期《环球银幕》杂志。
《环球银幕》是程砚白接触外面世界的第一扇窗。杂志上有电影海报、影评、导演访谈，偶尔还会附赠一张DVD，里面收录了几部经典影片。程砚白第一次看到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就是在那种赠品DVD上。他窝在堆满杂物的房间里，用一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DVD播放机接上一台十四寸的小电视，画面有些模糊，中文字幕偶尔还会缺字，但他看得浑身发抖。
不是因为剧情，而是因为电影里的声音。
安迪在监狱广播里播放莫扎特的《费加罗的婚礼》那一段，程砚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