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# 一
林秀兰死的那天，是个大晴天。
六月的日头毒辣辣地挂在头顶，晒得楼下的梧桐树叶子都卷了边。她躺在医院走廊的加床上，鼻腔里插着氧气管，手背上扎着针，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坠，像她这一生的时间，一滴一滴地流尽，再也不会回来。
床头的病历卡上写着：林秀兰，女，68岁，胰腺癌晚期。
她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，那块天花板上有一片水渍，形状像一只蜷缩的猫。她记得三天前刚住进来的时候，那只“猫”还没有这么大。走廊里人声嘈杂，护士推着药车经过，轮子碾过地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。隔壁床的老**在打电话，声音很大，像是在跟女儿吵架。
没有人来看她。
儿子打过一次电话，说工作忙，走不开。儿媳妇在电话那头说了句什么，声音很小，但她听见了——“**那个病，治不好的，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。”女儿倒是来了，待了不到半个小时，接了个电话就走了，临走时在枕头底下塞了五百块钱，说妈你先花着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
改天。林秀兰在心里默念了一下这两个字，嘴角动了动，不知道算不算笑。
她这辈子听过太多“改天”了。改天回去看你，改天带你出去转转，改天给你买件新衣裳。改天改天，改到她头发白了，背驼了，牙齿掉了，改到她躺在这张窄得翻不了身的床上，那些“改天”也没有来过。
她有时候想，自己这一辈子到底是怎么过的呢？
二十岁嫁人，二十一岁生儿子，二十四岁生女儿。公公婆婆住在一起，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水做饭，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，等所有人都吃完了，她才端起碗，锅里往往只剩下点汤汤水水。丈夫在镇上开拖拉机，脾气不好，喝了酒就**。她挨过多少打，自己都记不清了。有一次被打得耳膜穿孔，在诊所挂了三天水，丈夫连看都没来看一眼。
她想过**。那一年她三十二岁，站在村口的石桥上，看着桥下浑浊的河水，站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最后还是没跳下去——不是怕死，是舍不得孩子。儿子那年才十一岁，女儿八岁，她要是死了，两个孩子怎么办？
从那以后，她就像一台被拧上了发条的机器，再也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。
后来孩子大了，出去打工了，结婚了，生孩子了。她又开始带孙子，一带就是三个。孙子上了***，儿媳妇嫌她做饭不好吃，嫌她不会用洗衣机，嫌她身上有老人味，让她搬出去住。她就搬了，住在城中村一间月租三百块的隔断间里，每天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回来煮着吃。
丈夫五年前死了，脑溢血，死在酒桌上。她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洗衣服，手上全是肥皂泡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最后只是“哦”了一声。哭不出来，一滴眼泪都没有。她想，这个人死了也好，死了就没人打她了。
可她还是哭了一场——不是哭他，是哭自己。哭自己这一辈子，像一头被蒙了眼的驴，围着磨盘转了一辈子，到头来连口像样的粮食都没吃上。
病是去年查出来的。她没告诉任何人，自己去镇上卫生院拿了几盒止痛药，疼得厉害了就吃一片，不疼就忍着。今年实在忍不住了，疼得在床上打滚，邻居老张头打了120，把她拉到了县医院。医生说已经晚期了，扩散了，建议住院。
住院要交五千块押金。她把攒了一辈子的存折翻出来，上面只有三千二百块钱。最后还是女儿来补了两千，交钱的时候脸色不太好，嘟囔了一句“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”。
治不好。她心里清楚得很。
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，有风吹进来，带着夏天傍晚独有的闷热和尘土气息。远处有人在放广场舞的音乐，凤凰传奇的调子，她以前在公园里看过那些老**跳舞，穿着花哨的衣裳，脸上抹着粉，笑得很大声。她那时候想，等孙子上学了，她也去跳。后来孙子上了学，她又觉得不好意思了，觉得自己老了，腰也弯了，腿也瘸了，跳起来不好看。
现在她想，要是能再年轻一次，她一定去跳。跳得好不好看有什么关系，高兴就行。
可惜没有如果了。
她缓缓闭上眼睛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