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沙记得
——一个女人的三场嫁，三个男人的一场死局
一、
他们说，在河西走廊最西头，有一个地方，风刮起来像刀子，沙子打在脸上能把你从梦里疼醒。
我头一回听人这么说的时候，正在兰州的一家小旅馆里吃一碗牛肉面。面汤烫得很，我吃得急，舌头被烫了一下。对面坐着一个跑长途货运的老头，脸被风吹得像一张揉皱的牛皮纸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姑娘，一个人去那边？”
我说是。
他说：“去干啥？”
我说：“不干啥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那个笑里有点怜悯的意思，好像在说——你这话骗鬼呢。但他没再问了。跑长途的人都知道，不该问的别问。路那么长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得去不可的理由。有的是去讨债，有的是去逃命，有的是去找一个人，有的是去忘掉一个人。
我呢？
我是去嫁人。
说出去谁信。一个从山东来的姑娘，二十一岁，高中都没念完，连一句甘肃话都听不懂，跑到这鸟不**的地方来嫁人。我妈要是知道了，能从老家坐火车追过来，当场把我和那个男人一起打死。
但我妈不知道。
她以为我在省城找了个打工的活路，在服装厂里踩缝纫机。每个月的工资我按时寄回去三百块，写信回去说一切都好，就是厂里管得严，不方便打电话。我妈回信说，好好干活，别想家。
我不想我妈。
我想死。
真的，不骗你。二十一岁那年我特别想死。不是因为什么大事，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。在村里的时候觉得没意思，到了省城觉得更没意思。缝纫机踩得飞快，**进布里，密密的针脚，一天踩下来，手指头都是肿的。同宿舍的姐妹下了班去逛街、去录像厅、去跟小混混谈恋爱，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。
我觉得我这个人，生下来就是凑数的。老天爷造人的时候多捏了一把泥，随手往地上一丢，就是我。没有用，也没有去处，在这个世界上多待一天就多占一天的地方。不如死了算了。
但死也没那么容易。我从厂里四楼的宿舍窗户往下看，看了三天，没敢跳。不是怕死，是怕摔不死——摔个半死，瘫痪了，连死都死不成，还得拖累我妈。那才是真正的活受罪。
后来我在火车站附近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书，讲一个外国女人在撒哈拉沙漠里生活的故事。那本书被翻得稀烂，封面都掉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。但里面有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，说的是——“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了，为什么不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？”
我把那本书偷了。不是买，是偷，因为我兜里只剩三块钱，要留着买馍吃。
然后我就去了火车站。
我没去撒哈拉。我没护照，也没钱。但我在地图上看到河西走廊这几个字，觉得它应该和撒哈拉差不多——都是沙漠，都是风吹石头跑，都是没有人。
我把缝纫机踩出来的最后一个月工资结了，四百二十块。买了一张去嘉峪关的火车票，硬座，三十六个小时。剩下的钱买了一袋馍、两瓶水、一包廉价的女士烟。
火车哐当哐当往西开。窗外的景色从绿变黄，从黄变灰，从灰变到什么都没有。过了兰州以后，连土坯房子都稀少了，偶尔看见一个村庄，远远地趴在**滩上，像一块被人嚼过的口香糖，扁扁的，灰扑扑的。
我抽了一根烟。车厢里有人看我，一个年轻姑娘抽什么烟。我不管。
到了嘉峪关是第二天半夜。我下了车，冷得要死。四月的河西走廊，风比山东的腊月还硬。火车站外面蹲着几个等活的民工，都穿着军大衣，缩着脖子。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，问我：“住宿不？”
我说多少钱。
他说：“十块。”
我说我没有十块。
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眼睛扫过我的脸、我的脖子、我的胸，看得我后背发凉。他笑了笑，说：“那你在我这儿干点活也行，洗洗床单啥的。”
我转身就走了。
那晚上我蹲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，缩在角落里，把我的破棉袄裹紧，把那个旧书包抱在怀里——里面就几件换洗衣服和那本没封面的书。候车室的灯白惨惨的，照着地上那些瓜子壳和烟头。有一个流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