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**的时候，没有指纹，没有DNA，没有任何一个摄像头拍到过我的脸。
准确地说，我甚至没有踏进过案发现场。
当法医们蹲在警戒线里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我正在三公里外的出租屋里吃外卖。电视上放着无聊的综艺节目，茶几上的手机屏幕亮着，上面是一个刚刚完成传输的进度条——100%。
受害人叫陆征远，市刑侦支队副支队长，三十二岁，破获过十一宗命案，被誉为这座城市近十年来最出色的**。他参与侦破的“12·7连环碎尸案”曾经上过央视的法治频道，专题片拍了两集，弹幕里全是“神了这脑子怎么长的”。此刻他正躺在自己位于城东高档公寓十六楼的卧室里，心脏停跳，瞳孔散大，身上没有任何外伤，房间里没有任何打斗痕迹，空调还开着，温度设置在舒适的二十六度，床头柜上放着半杯没喝完的温水。
最先发现异常的是他的同事。陆征远有个习惯，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办公室，雷打不动。那天早上八点半他还没出现，手机没人接，微信没人回，副支队长方海觉得不对劲，带了人去他公寓，叫来物业开了门，然后就看到他躺在床上，身体已经凉了。
法医的初步判断是心源性猝死。陆征远有长期熬夜的习惯，案发前那周他带队在查一宗跨省**案，连续三天只睡了不到十个小时。他的体检报告也显示窦性心律不齐，加上家族病史——他父亲五十三岁的时候就是心肌梗死走的——所有条件都指向一个结论：这是个过劳死的倒霉蛋。
刑侦支队的人悲痛欲绝，但没有一个人怀疑这是**。
这当然不是意外。
我花了整整一年来设计这场死亡。
从头说起吧。
我叫宋临渊，这个名字是我后来自己改的，原名叫什么不重要，反正从十八岁离家出走之后，那个名字就跟我没关系了。我今年二十七岁，在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做高级渗透测试工程师，说人话就是“受雇的黑客”——银行、大企业、**机构花钱请我去攻击他们的系统，找出漏洞，然后他们再去修补。这份工作合法、体面、收入丰厚，而且完美地满足了我性格中最核心的那个特质：我喜欢拆解东西，尤其是那些别人认为坚不可摧的东西。
安全系统、防火墙、加密协议、人体器官——本质上没什么区别，都是可以拆解的。
我从小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这种不一样不是那种青春期少年觉得自己很酷很独特的中二病，而是更深层的东西，像一颗长在脑子里的肿瘤，和正常的脑组织紧密地缠绕在一起，分不开，切不掉。
八岁那年，邻居家的猫死了。那是一只橘色的狸花猫，叫阿福，很胖，每天趴在楼道里晒太阳。所有人都以为它是吃了小区里投放的灭鼠药中毒死的，物业还专门贴了通知让大家看好自家的宠物。只有我知道真相——是我把它放进微波炉里转了三分半钟。
那只猫是我抓的。我用一根火腿肠把它引进了我家，趁它低头吃东西的时候一把掐住了它的后颈。它挣扎得很厉害，爪子在我手背上划了三道血痕，但八岁的我没有松手。我把它塞进微波炉，关上门，按下了“快速加热”键。微波炉是白色的，上面印着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兰花图案，转盘开始旋转的时候，里面的灯亮了，橘**的光照在猫身上。前三十秒它还在拼命地抓门，发出尖锐的叫声，后三十秒它的身体开始膨胀，皮毛下面像有什么东西在涌动。一分钟的时候，它的肉垫爆裂了，发出一种很细微的“噗”的声音，像小时候过年放的那种摔炮，或者像一颗饱满的葡萄被门缝夹碎。
我站在厨房里，听着那个声音，觉得它好听极了。
猫死了之后，我把它的**装进一个黑色垃圾袋，趁夜色扔进了小区后面的垃圾桶。第二天听说物业把猫的**当做中毒案例处理了，没有人起疑。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邻居阿姨抹眼泪，脸上装出悲伤的表情，心里却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——一种居高临下的、掌控一切的感觉。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，只有我知道真相，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