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生刚下达胃癌晚期确诊书。

我老公就把卡里的三十万全转走了。

我疼得满头冷汗，打电话求他交手术费。

电话那头传来女儿娇滴滴的笑声。

“爸爸，李阿姨背这个爱马仕真好看，比我妈强多了！”

老公捂着话筒，声音极度不耐烦。

“你又在装什么死？婉婉今天生日，买个包怎么了？”

“你这胃病吃点药就行了，少在这儿扫兴。”

我咬着牙，咽下喉咙里的血腥味：“那是我的救命钱！”

女儿抢过电话，声音尖酸刻薄。

“妈，你真自私！李阿姨为了爸爸都离婚了，一个包你也要计较？”

“你赶紧死吧，死了李阿姨就能当我新妈妈了！”

电话被猛地挂断，盲音狠狠扎进耳朵。

我擦干嘴角的血，一把拔掉手背上的输液针。

拿出手机，我平静地拨通了医院肾病科的电话：

“王主任，从今天起，停止给我女儿交所有透析费，那颗配型成功的肾我捐给红十字会。”

......

“妈，你真的好烦，能不能别每次都这副死样子。”

这是女儿顾婉婉在我确诊那天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我握着那张确诊书，纸角已经被汗水浸软了。

胃癌晚期。

主治医生韩教授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。我也很平静，平静得连护士都多看了我一眼，她大概以为我没听懂。

我听懂了。

我只是在想，那三十万是昨晚转走的，还是今早。

手机振动。是顾建明发来的微信，只有四个字：“回来取东西。”

没有一点关心的意思，只是冷冷地命令。

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，久到护士进来换吊瓶，顺带问了一句：“家属呢？”

“出去买东西了。”

谎说得很顺，因为说过太多次了。

王主任的电话打完，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。肾病科在七楼，顾婉婉每周二、周四来这里透析，已经透了快两年。两年前她**出来慢性肾衰竭，我当时在电话里哭得背过气去，连夜坐**赶回来，在 ICU 外面跪着求顾建明签手术同意书。

因为我没有家属资格，他才是法定监护人。

他当时在哪？在李欣的公寓。

我后来知道这件事，是因为李欣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写着“有人陪着度过每一个深夜真好”，配图是两个红酒杯，时间戳是凌晨两点四十分。那一晚顾婉婉在鬼门关转了一圈，我在手术室外面把手心抠出了血印。

顾建明后来说，他没看见我电话。

后来我查到了配型成功的消息，是一个意外。

医院系统有个漏洞，配型结果会同时发到主申请人和紧急***，我的手机号被顾建明填成了紧急***，所以那条短信我也收到了。

“尊敬的患者家属，您申请的捐肾配型已成功匹配，请尽快与肾病科王主任联系，确认手术方案。”

我去找了王主任。

我问他，这颗肾是谁捐的。

他顿了一下说，是患者的母亲本人自愿申请的**捐献，已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核。

我沉默了三秒。

“王主任，我能看一下申请书吗？”

他把文件推过来，申请人一栏：顾梨。

那是我的名字。

签名是我的，按的是我的指印，时间是三个月前，我在这家医院做例行检查那天。

我完全不记得签过这份东西。

顾建明大学学的是法律，他很清楚怎么让一份文件在法律层面无懈可击。

我把文件推回去，谢过王主任，走出诊室，在走廊里站了很久。

外面有阳光，从玻璃窗折进来，照在地板的缝隙里。

我想到顾婉婉今天的生日，想到那只爱马仕，想到她在电话里说“你赶紧死吧”时候的语气，轻描淡写，像在说“你赶紧让开”。

我拔掉输液针的时候，护士在另一个床位换药，没有注意到我。

走廊很长，我走得很慢，走到肾病科门口，推开了王主任的诊室。

“王主任，”我说，“我需要撤销那份**捐献申请，同时停止为顾婉婉垫付的所有透析费用。”

王主任抬头，眼镜后面的眼神有些复杂：“顾女士，您确定吗？”

“那颗肾，”我说，“我想捐给红十字会，走公开配型。”

他沉默了一秒，然后点头，开始调取系统。

我站在那里，手背上针眼还在渗血，我用拇指按住，不让它滴到地板上。

手机又震了，这次是顾婉婉的消息：“妈你在哪？透析完了爸说晚上去吃火锅，你来不来？来的话提前说，不来就算了。”

我把手机揣回口袋。

王主任抬起头：“顾女士，撤销申请需要您本人签字，另外关于透析费用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，“我今天就办完。”

外面走廊里有人在哭，是家属，抱着一个文件袋，蹲在墙角。

我没有哭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哭了，不是因为不疼，是因为哭完还要自己擦干净。

“顾女士，”王主任最后问了一句，“您现在身体状况……需要我联系您的家属吗？”

我想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：“不用，我没有家属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