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玉芳坐在监狱接待室的塑料椅子上，手里攥着一张发黄的探视单。
狱警站在窗口翻了翻电脑，抬头看她：“你说你找谁？”
“赵浩。服刑人员赵浩。”
狱警又敲了几下键盘，皱起眉头：“赵浩……这个人十年前就被家属接走了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十年前办的减刑，出狱后有人来接的，登记的是直系亲属。”
张玉芳觉得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
赵浩被判了二十三年。现在才过了二十三年。十年前被接走，那是第十三年。
可她的继夫陈国华，是替赵浩顶的罪，用的赵浩的名字。
如果“赵浩”十年前就被接走了——
那这十年，监狱里关着的那个人，到底是谁？
张玉芳的手开始抖，探视单从指缝里滑落，飘到地上。
她没去捡。
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国华，你还活着吗？
故事要从二十四年前说起。
那年张玉芳三十一岁，在镇上纺织厂当挡车工，一个月挣八百块钱，带着七岁的儿子赵浩住在厂里分的**楼。
赵浩的亲生父亲赵德龙，三年前跟厂里一个收废品的寡妇跑了，连离婚手续都是托人捎回来的一张纸条——“过不下去了，孩子归你。”
张玉芳没哭。她把那张纸条叠好夹在户口本里，该上班上班，该接孩子接孩子。
**楼的邻居们背后嚼舌根，说她命苦，说赵德龙不是东西，说一个女人拉扯个孩子迟早要改嫁。
张玉芳懒得搭理。她觉得自己一个人能撑下去。
直到赵浩在学校被人打了。
起因很简单，同桌骂他“没爹的野种”。赵浩跟人家扭打在一起，被对方几个孩子围着踢，回家的时候膝盖破了一大块，校服上全是土。
张玉芳蹲在门口给他上药，赵浩咬着嘴唇不吭声，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。
“妈，别人都有爸爸。”
“你也有。”
“我爸不要我了。”
张玉芳的手顿了一下，药水洒在了自己手指上，蜇得慌。
她没回答。
第二天，纺织厂来了一批新工人，其中有个叫陈国华的男人，三十五岁，从外地调过来的，之前在建筑工地干活，伤了腰，转到厂里当搬运工。
陈国华长得不起眼，中等个头，黑瘦，话少，一天说不了十句话。但干活实在，别人不愿意干的重活他从不推辞。
张玉芳跟他第一次说话，是在厂里食堂。
她打饭的时候钱不够，差两毛钱。后面排队的人催她快点，她翻遍了口袋，脸涨得通红。
陈国华从后面递过来一张一块钱的纸币：“我请你。”
张玉芳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他的手指粗糙得像砂纸，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水泥灰。
“谢谢。”她接过钱，“我明天还你。”
“不用。”他端着自己的铝饭盒走了。
后来张玉芳才知道，陈国华也是一个人，没结过婚，父母早逝，在老家连个亲戚都没有。
他们的关系是从赵浩开始的。
有一天张玉芳加夜班，赵浩一个人在**楼里发高烧，烧到三十九度八。隔壁邻居去厂里喊张玉芳，路上碰到下班的陈国华。
陈国华二话没说，跑到**楼把赵浩背起来就往镇卫生院送。
三公里的路，他跑了不到二十分钟。
等张玉芳赶到卫生院的时候，赵浩已经挂上了吊瓶，陈国华坐在病床边，拿湿毛巾给他擦额头。
“烧退了一些。”陈国华站起来，把位子让给她。
张玉芳看着他汗透了的后背，说了句“谢谢你”。
陈国华摆摆手就走了。
赵浩迷迷糊糊地拉住张玉芳的手：“妈，刚才那个叔叔背我跑了好远，他跑得好快。”
一年后，张玉芳嫁给了陈国华。
不是因为感动，至少她自己不愿意承认是因为感动。她觉得陈国华是个靠得住的人，赵浩需要一个父亲，她也需要一个能帮她撑起这个家的人。
婚礼很简单，在厂里食堂摆了三桌，没有婚纱，没有戒指，张玉芳穿了一件红毛衣，陈国华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。
赵浩坐在角落里吃糖，有人逗他：“以后要叫爸爸了。”
赵浩看了陈国华一眼，低下头，没吭声。
婚后的日子比张玉芳预想的要好。
陈国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上交，自己不留一分钱。他不抽烟不喝酒，唯一的花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