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两辆漆黑锃亮的轿车停在我家土坯房门口时，我正在院里搓洗工装上洗不掉的胶水渍。
车门打开，先下来的男人穿着我从没在百货公司橱窗里见过的西装，跟在后面的女人拎着巴掌大的皮包，上面的金属扣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他们隔着掉漆的木栅栏问我：“陈树生同志是住这儿吗？”
我手上那件印着“红星制鞋厂”字样的藏蓝工装，“扑通”一声掉进了洗衣盆。
这事得从半年前说起。
我叫林素云，1988年春天，我还是红星制鞋厂三车间的质检员。
那是个铁饭碗，虽然每月工资就七十二块三毛，但说出来体面。
我父母是厂里的老职工，分到的职工宿舍就在厂区后面的红砖楼里，两间屋，带个小厨房。
我二十四岁，在厂里不算年轻了，车间主任赵大姐见着我总要唠叨：“素云呐，得抓紧了，厂里好小伙儿可不等人。”
好小伙儿确实不等我。
机修班的王志刚跟我相看过两次，后来听说他娘嫌我颧骨高，说那是“克夫相”。
电工小刘倒是常来我们车间转悠，可他眼睛总往新来的临时工身上瞟，那姑娘才十九岁，脸盘圆得像满月。
然后陈树生就来了。
他是四月份调来我们车间的，负责搬原料。
这人话少，三十出头的样子，干活时总低着头，中午吃饭就蹲在车间后头的槐树下，饭盒里永远是馒头配咸菜。
起初没人注意他，直到有天下午，包装组的李翠花突然压低声音说：“哎，你们知道新来那人什么来历吗？”
女工们凑过去。
李翠花神神秘秘地说：“我男人在保卫科，他说这人坐过牢！**犯！”
车间里“嗡”的一声炸开了。
“怪不得看着阴沉沉的……”
“厂里怎么把这种人招进来？”
“离他远点儿，指不定犯的什么事儿呢！”
那天之后，陈树生周围三米内再没人靠近。
他搬胶桶时，女工们会夸张地躲开；他去工具间，里面的人立刻找借口出来；食堂打饭，他排的那条队总是最短——后面的人宁可多等会儿也不挨着他。
五月中旬，厂里处理一批瑕疵解放鞋，内部价三块一双。
早上开会时，车间主任说这批鞋由陈树生负责登记发放。
中午我去仓库领鞋，里面就他一个人。
我递上条子，他埋头登记，字写得一笔一划，出奇地工整。
“林素云同志，”他突然抬头，“你那双鞋，右脚鞋跟内侧有处脱胶，我帮你换了双好的。”
我愣了愣。
仓库里堆着上千双鞋，他居然一双双检查过。
“谢谢。”我说，接过鞋时看见他登记册下面压着本书，封皮上写着《机械原理》。
“你看这个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陈树生迅速把书塞进抽屉，脸上闪过局促：“随便看看。”
那双解放鞋我穿了半个月，确实结实。
有天下雨，我去仓库还雨披，看见他正对着台报废的压胶机琢磨，手上脸上都是油渍。
他看我进来，有些尴尬地解释：“这机器就一个小零件坏了，厂里当废铁处理，可惜了。”
“你会修？”
“以前在……在别的地方接触过机械。”他说完就闭了嘴。
六月份，厂里开始传要精简人员。
风声越来越紧，车间里人心惶惶。
一天下午，李翠花突然在车间嚷嚷她新买的雪花膏不见了，三块多钱呢！
女工们帮忙找了一圈没找着，李翠花眼睛就往陈树生那边瞟。
“有些人啊，手脚不干净是惯犯。”她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全车间都能听见。
陈树生正在搬橡胶，背影僵了僵，没回头。
“你指谁呢？”我不知哪来的火气。
“哟，素云，我又没说你，你急什么？”李翠花斜眼看我，“该不会是做贼心虚吧？”
“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”我盯着她，“你说他拿了，有证据吗？”
“这车间就他一个外人，不是他是谁？”
“外人？”我冷笑，“厂里花名册上，他的名字和你的一样在上面印着！”
争执声把车间主任引来了。
赵大姐皱着眉听完，说了句“都少说两句”，转头对陈树生说：“树生，你要没拿，就让翠花看看你的储物柜，清者自清。”
陈树生的脸一下子白了。
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