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年那袋面掺了沙子。”
十二年后的春天，姑姑赵雪梅站在我家院门口，穿着一身笔挺的灰色中山装，头发梳得利落光亮，说这话时脸上没什么神色，声音平平淡淡，好像只是在讲今儿个风不大。
我愣在那儿，手里的锄头一歪，差点砸到自己脚背上。
“你说啥？”我听见自己开口，嗓子有点发颤。
赵雪梅看着我，目光里乱七八糟的，有点像同情，又有点说不上来，她没再把那句话重复，只是从提包里摸出个牛皮信封，递过来。
“里头三百块，你拿着。”
我盯着那个信封，忽然觉得十二年前那个晚上的冷风，又钻进骨头缝里去了。
这事得从1980年秋天说起。
我叫赵宇，十八岁，住在西安郊区赵家*，父亲赵大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母亲早几年去世了，家里就剩我们爷儿俩，姑姑赵雪梅是父亲的亲妹妹，嫁去了城里，在市百货公司上班，姑父孙建国是街道办的干部。
那年月，能进百货公司，还当上干部，在别人眼里就是有本事的城里人。
我们家穷，一年下来白面能吃几顿就算不错了，父亲常叨咕，你姑姑有出息，咱少往人家门上跑，他嘴上这么说，可每回姑姑一家回村，他还是把家里能拿得出手的都翻出来。
1980年10月，城里整风，姑父孙建国被隔离**，姑姑也跟着被停职，消息传到村里时，已经快晚上七点半。
父亲蹲在门槛上，闷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抽旱烟。
“你姑父那胆子，小得跟耗子似的，能惹啥事？”他像是问我，又像自言自语。
我没接话，我对姑父没多大印象，只记得他每次来都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，说话慢吞吞的，看人时眼珠总爱往上翻。
“你姑家现在肯定难。”父亲站起来，拍了拍裤腿上的土，“家里还有多少面？”
我愣了愣：“爸，咱就剩那半袋白面了，不到五十斤，是留着过年包饺子的……”
“装起来。”父亲打断我，“全给装起来。”
“那咱吃啥？”
“吃红薯，吃苞谷*，饿不死。”父亲从墙角拖出那个打过好几层补丁的面口袋，“快点，天还没全黑透，你给送城里去。”
我看着父亲，心里明白他认准的事，谁劝也没用。
五十斤面对一个农村人家是啥分量，我心里清楚，那是父亲攒了小一年粮票一点点换来的，他想着过年时好歹能请人来给我张罗个对象。
可我还是把面往袋子里倒。
父亲把袋口系紧，先自己扛在肩上试了试：“还成，你能背动，现在就走，走小路，别让人瞧见。”
“现在？”我朝外面瞅了眼，天已经发黑了。
“就这会儿，白天叫人看见，对你姑家不好。”父亲把面袋递给我，“送到了就回，别多嘴，你姑要问，就说家里还有。”
我把袋子背起来，五十斤的重量压在肩上，沉得人往下坠。
“路上当心。”父亲送我到村口，“二十里地，脚勤快点，两小时能赶到，记住走偏道，瞧见人就绕开。”
我应了一声，低着头往夜里钻。
从赵家*到西安市里有二十里山路，白天走都够呛，更别说晚上了，没手电，只能借点月光，脚下一深一浅。
小路两边是玉米地，秋收刚过，秸秆还竖着，风一吹哗啦啦响，我心里发紧，不是怕黑，是怕碰上人，那年月，私下送东西，被人撞见说不清。
走了大概五六里，肩膀就开始**辣地疼，面袋粗糙，隔着单衣磨得慌，我换了个肩继续往前挪。
路上真碰见人了，是邻村的，赶着驴车，我连忙钻进玉米地，蹲着不敢出声，等驴车轱辘声远了才出来，心跳得跟打鼓似的。
进城时已经晚上九点多。
姑姑家在百货公司家属院，一溜平房，我以前跟父亲来过两回，还记得门在哪儿，院子里静悄悄，各家灯都灭了，就姑姑家窗户还透着亮光。
我把面袋放地上，抬手敲门。
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我又敲了两下，这回轻了点。
“谁啊？”是姑姑的声音，带着戒备。
“姑，是我，小宇。”
门开了一条缝，姑姑的脸露出来，才几个月没见，她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，眼圈深深的，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