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# 闭门祭
我叫周远，一个还算不上正式学者的民俗学研究生。
二零二一年六月，我带着一支录音笔和一台快要散架的单反相机，踏上了去往西南边陲的大巴。那地方在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当地人叫惯了的旧称——落阴村。
导师周明远教授在我出发前一天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皱皱巴巴的红塔山，弹出一根叼在嘴里，却没点。
“落阴村那个课题，”他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我劝你换一个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他没正面回答，只是把烟夹在指间转了转，说了一句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的话：“有些声音，录下来就是一辈子。”
我以为他在开玩笑。学术圈的老头都喜欢故作高深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周教授虽然才四十出头，但那副做派像极了旧社会的私塾先生，说起话来总是三分真七分玄，学生们私下叫他“周公”。
我没有换课题。
不是因为执着，是因为穷。落阴村的闭门祭十二年才办一次，我恰巧赶上了今年。研究生阶段的经费少得可怜，能免费蹭到一个活态传承的民俗仪式，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错过这次，下一个十二年我三十五岁，到时候还在不在学术界都两说。
我背着包上了大巴。
车上除了我之外只有六个人，其中五个是回村的村民，剩下的一个——坐在最后一排靠窗位置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夹克，看上去五十多岁，脸上全是风吹日晒留下的沟壑——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叫陈守拙，是落阴村的村支书。
他没有和我说话。准确地说，车上没有任何人说话。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窗外越来越密的雨声搅在一起，像是某种巨大生物低沉的呼吸。
大巴驶出县城后，路就变得不像路了。柏油路面在某一个不经意的转弯处突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碎石和黄泥混在一起的土路，被雨水泡得稀烂，车轮碾上去像在嚼一片潮湿的饼干。
我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，迷迷糊糊间就要睡过去。
突然，大巴一个急刹。
我的额头磕在前座的椅背上,整个人差点从座位上弹起来。正要开口骂，却被眼前的景象堵住了嘴。
一座山横在面前。不是普通的山——是整面山坡被凿开了一道巨大的豁口，豁口两侧的山体上密密麻麻挤满了吊脚楼，黑瓦木墙，层层叠叠地向上堆叠，像是一群蹲在山壁上窥视的黑色巨兽。雨雾弥漫在山间，那些吊脚楼的轮廓若隐若现，远远看去，竟像是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孔。
落阴村到了。
我拿起单反拍了几张，发现镜头上蒙了一层水雾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。我把镜头盖旋开又旋上，水雾依然存在。
不是外面，是里面。
我把这个发现咽回了肚子里。或许只是温差太大，我这样安慰自己。
下车的时候，陈守拙从身边经过，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——每一步都踩得很实，像是在丈量什么。走了几步，他突然停下来，侧过头看了我一眼。
那一眼让我浑身不自在。不是因为他眼神凶恶，恰恰相反，他的眼神太平静了。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看我的时候既没有打量一个外乡人的好奇，也没有村民见到外来者时常见的拘谨。他就那样看着我，像在看一样东西。
“你住我家。”他说。
不是问句，是陈述句。
“啊好，谢谢陈叔。”我忙不迭地点头。
他没有再说话，转身走了。我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，踩在石板铺成的小路上，行李箱的轮子咔咔作响，声音在两侧的吊脚楼之间来回弹跳，像有人在暗处一下一下地叩着墙壁。
村里的狗没有叫。
一条都没有。
我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，脊背忽然发凉。在我的认知里，任何村子都不可能没有狗，尤其是这种交通闭塞的山村。但落阴村的一路上，我没有看到一条狗，甚至连狗吠声都没有听到。
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别的声音。
那声音很细，很轻，像是有人用指甲在木头表面慢慢地刮。起先我以为是自己行李箱轮子的回音，但停下脚步之后，那声音还在。
我站在原地，屏住呼吸，试图辨别声音的方位。
它来自四面八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