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函通过国际快递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，发往了陆衡的工作室和他可能使用的邮箱。发出后，我像等候一场必然降临的风暴，既有隐隐的快意，又掺杂着不安。我清楚，以陆衡的性格和如今所处的局面，他绝不会轻易就范。果然，一周后的深夜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是一个陌生的国内号码，归属地是老家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接通。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陆衡，而是一个我有些熟悉的女声，带着刻意放缓的语调。是陆衡的姐姐，陆琳。
“小念啊，在那边还好吗？听说你出国工作了，真不容易。”陆琳寒暄着，语气里听不出太多情绪。
“还好，陆姐有事吗？”我直接问。
离婚后，我和陆家便几乎断了联系。
“也没什么大事……就是，前两天小衡回家，情绪不太好，说他收到了律师函，是你委托发的？关于你们离婚时那笔投资的事？”
陆琳试探着。
“是。那笔投资属于婚内共同财产，我需要了解真实情况，并依法主张我的合法权益。”
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、客观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陆琳再开口时，语气里多了些长辈式的规劝。
“小念啊，你们都离婚这么久了，各自都有新生活了。小衡现在也挺难的，工作室要发展，顾瑶家里那边……关系也需要维护。那笔钱，他说了到时候会给你，可能就是晚一些。你现在这样搞，还请律师发函，不是把他往难处逼吗？传出去多不好听。你们夫妻一场，何必弄得这么难看？听姐一句劝，撤了律师函，好好说，行吗？真要闹上法庭，对你一个女孩子名声也不好啊，将来还要再成家呢……”
我握着手机，指尖发凉。
看，这就是第一波反应。
动用“亲情”劝和，用“名声难看女孩子”来施压，将一场严肃的财产主张，轻飘飘地定性为“闹”。
他们关心的，始终是陆衡的“尴尬”、陆衡的“新关系”，而我应得的权益，成了可以“好好说”、可以“晚一些”的施舍。
“陆姐，”我打断她，“我和陆衡已经**了婚姻关系，现在只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有财产**需要理清。这是法律事务，不是家务事。至于我的名声和将来，不劳您费心。”
说完，我没等她回应，挂断了电话。
这是第一个矛盾升级。
来自“自己人”的软化施压，试图用旧情和**绑架我，让我主动退让。
我没有退。
律师函发出后第十天，陆衡本人终于有了动静。
他没有直接联系我，而是通过我在国内委托卖房的中介，绕了个弯。
中介打电话给我，语气为难。
“苏小姐，您那套房子，之前看好的那位买家，突然说不买了，定金都不要了。而且……最近有两拨人来看房，都挑了些奇怪的毛病，说什么**不好，听说原房主婚姻不顺，怕影响运势……话说得挺难听的。我们打听了一下，好像……好像是有人特意打过招呼。您看，这……是不是您这边有什么**没处理好啊？”
我瞬间明白了。
这是在干扰我处置分得的财产，给我制造实际的经济压力。
房子卖不掉，我在伦敦的生活和工作启动资金就会紧张，或许他就想看到我捉襟见肘，被迫“好好谈”。
“我知道了。房子继续挂着，价格不用降。有人来看，如实介绍房屋情况。如果有恶意诋毁或干扰看房的行为，保留证据。”
我对中介说，然后联系了赵律师，告知了这一情况。
赵律师表示，这种行为如果证据确凿，可能构成妨碍物权行使，但取证较难，目前主要还是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。
挂掉电话，我看着窗外伦敦阴沉的天空，胸口堵着一团浊气。
从劝说到实际行动，从情感施压到利益掣肘。
他果然不再是当年那个人了，他的手段，已经和他攀附的圈子一样，更隐蔽，也更实际。
又过了几天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联系了我。
是我和陆衡都认识的旧友，方骏。当年我们关系尚可，离婚后也偶有点赞之交。
他发来很长一段微信，先问候我在英国是否习惯，然后话锋一转。
“苏念，有件事……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陆衡前几天组了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