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我从铁路局退休那年，正好六十岁。
干了一辈子调度，从满洲国的时候就在铁路上混，满铁、国铁、人民铁路，招牌换了三茬，我还是坐在那个玻璃罩子后面，对着电话喊“三道发车”。六十岁生日那天，徒弟们凑份子在站前的小饭馆摆了一桌，菜不精致，量足——酸菜白肉、溜肉段、地三鲜、一大盘饺子，酒是当地的老白干，劲儿大，喝到第三杯舌头就开始发麻。
喝到半夜，一个叫小赵的徒弟举着酒杯问我：“师父，您在这条线上跑了四十多年，什么稀奇事没见过？”
小赵是七几年进的铁路局，人机灵，嘴也甜，就是毛躁，开车门能撞到自己的脑袋。他问这话的时候脸已经喝红了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带着年轻人对老辈人经历的那种好奇。
我说，见得多了。火车撞过野猪——六二年，在章党那一带，一头野猪横穿铁路，被货车的排障器铲出去二十多米，肉没法吃了，碎骨头扎得到处都是，几个胆子大的铁路工人捡了几块回去熬汤，说味道骚得不行。货车里藏过**——四七年，**拉锯的时候，一列从热河开过来的煤车里混了十几箱***，卸货的时候散了包，满站台都是那股甜腻腻的味儿，宪兵来了三车人，最后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。六几年的时候有一列军列半夜从山里开出来，车头灯全灭着，整列车皮黑黢黢地轧过铁轨，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，调度室接到的命令只有一个：全线让道，不许问。
大伙儿没敢问。
小赵又给我倒了一杯，又问：“有没有那种——怎么说呢——没法解释的事儿？”
我端着酒，想了想。酒在杯子里晃了一下，映着头顶上那盏日光灯的白光，晃得我眼睛有点花。
然后我给他们讲了一九四四年的事。
二
一九四四年，我在满铁奉天调度所当见习调度员。
那年我十九岁，刚从满铁养成所毕业。满铁养成所，全名叫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养成所，说白了就是铁路技校，专门给满洲国的铁路系统培养技术工人。我在那里学了三年，从机车构造学到行车调度规程，从电报编码到线路养护，什么都得会一点儿。毕业**那天，考官让我在黑板上画一张满洲国全境的铁路干线图，我闭着眼画了出来——哈尔滨到新京，新京到奉天，奉天到安东，奉天到山海关，每一条线、每一个站、每一个会让站的位置，分毫不差。考官看了半天，在我名字旁边写了两个字：调度。
分到奉天站那天，我扛着一床棉被、一只搪瓷脸盆、两身换洗衣服，从火车站南广场出来，抬头看见奉天驿那座红砖绿顶的站房杵在灰蒙蒙的天底下，心里说不上是兴奋还是害怕。那年头，奉天是满洲国最大的工业城市，铁西区的工厂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烟，把半边天都染成了黄褐色。空气里总有一股焦煤味，冬天的时候更重，像是整个城市都在咳嗽。
说是调度员，其实就是给老师傅打下手，端茶递烟，熬夜守着电话机。奉天站当时是满洲国最大的枢纽，南来的北往的，从新京到旅顺，从安东到山海关，所有车都得从这里过。调度室里四面墙上全是行车图——巨大的白底黑格的图纸，用红蓝铅笔画的线条密密麻麻，红的是上行，蓝的是下行，每一条线代表一列车。电话铃从早响到晚，没消停过。我们那间调度室在站房的二楼，窗户正对着站台，玻璃上永远蒙着一层煤灰，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。
那年头，铁路上跑的什么车都有。客车——绿皮的车厢，硬座，从新京到奉天要跑一整天，车厢里挤满了穿和服的**侨民、穿长袍的中国商人、拎着公文包的满洲国官员。货车——敞篷的，装大豆、高粱、木材、煤、铁矿石，从***的农场一直拉到旅顺港，再从旅顺装船运往**。军列——闷罐子车皮，车窗全部用木板钉死，外面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关东军，有时候在奉天停，有时候不停，直接南下。装甲列车——车头后面挂两节装甲车厢，钢板铆得严严实实，**眼黑洞洞的，开过去的时候整个站台都在震。还有那种从抚顺开出来的煤车，